买卖的关键是，收的是人民币，支付给港商的是港币或美元，展销中心的利润就来自获取外币的能力。要开这样的展销中心，首先要有进口许可证，其次要联系到具有外汇出口创汇份额的单位，也就是说，没有一定的政府背景和公关能力是开不成这种公司的。

邱保华所在的同盛公司在黑白两道都很吃得开，老板的背景非同一般，最近更是频频地接触一些来粤的大人物，企图走上层路线来发财。而且他也找到了发财的路子，就是倒汇。

月初的时候，有个北京过来的大人物来深圳，对邱保华的老板宣称手头有三千万美元的出口外汇留成，换汇比率为一美元兑换人民币三点七元。

所谓外汇留成并非现金，而是一种配额指标，它应该属于某个大型国营外贸公司，最终以非常灰色的方式转移到了有官家后台的倒爷手上。当时的市场汇价是一美元兑换四点二元人民币，邱保华按照老板的指示，向这人预定了一千万美元的外汇留成，然后他从中国银行贷了两千万元人民币，加上自己公司的一千万，如果再从范无病这里借到七百万的话，就可以凑足三千七百万。这样把三千七百万的人民币交给对方，换取一千万美元的外汇留成，然后再以市价售出，这么一进一出，就可以赚到兑换差价五百万人民币。

“这***就是**裸的洗钱啊！老子怎么就不知道还有这种好事儿？！”范无病一听邱保华的解释，立刻就破口喊道。

他重生之前就是专门干这一行的，而且是个中的高手，此时一听这事儿，怎么能分辨不出其中的问题来？只不过他感到非常不解，针对如此明显的洗钱手段，难道国家就没有相应的政策或者法律法规来限制吗？

这样的换汇倒卖看来比倒卖玉米还要痛快，看来在当时的深圳与北京之间，早已形成了这样一条资源输送的地下通道，源源不断的国家配额和公共利益以各种形式被贩卖到南方，它们游离在法律的边缘地带，促成了某些个人和公司的暴富。

邱保华的进出口公司在这种游戏中扮演的是终端洗钱的角色，他从北京调来外汇指标，联系好进货和出货的港商与国内企业，通过货物的进口销售把汇率差价“清洗”成流通差价。

范无病听邱保华解释之后，立刻就查阅了有关的法律规定，结果他惊奇地发现，现在国家针对洗钱这一块儿的法律，基本上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啊！

让人惊奇的是，尽管这种换汇游戏十分活跃，但是国家法律却始终视而不见，没有对此进行必要的界定与规范，甚至在行为性质上都含糊不清，留下极大的斡旋和模糊空间。

根据当时的法律，何谓“逃汇”几乎没有条文上的清晰解释，像邱保华参与的这种倒汇业务居然都有正规的手续，从银行汇款到进口批文一应俱全，即便是专门的经济调查组，也没有任何的依据来确定这种行为是否违法。

“哦，老天啊！早知道有这种好事儿，我还养什么猪啊！翻翻手就是大几百万的进账，而且还是合理合法的！”范无病顿时拍着额头呻吟起来。

怪不得在三十年后，经常有人提到国内资本的原罪，以及是否应该追究他们的原罪？原来在当时的深圳，或者别的地方，有很多人都在从事着类似的活动，悄悄地聚集自己的原始积累，而不管它是白色的还是灰色的。

“这就是法律的漏洞啊！我tm是钻，还是不钻呢？”范无病感到难以取舍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