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当然是真的，我不仅要离开这里，而且还风光地离开这里。”李思明肯定地回答道。

“对不起！”

“啥，对不起？你做了什么了，为什么这样说？”李思明被这突兀的话弄糊涂了。

“我没能帮你洗清罪名，我求了我父亲还有一帮叔叔，可惜不是帮不上忙，就是不愿帮忙。”杨月眼圈红红的。

“你有心了。没啥，相信我，过几年咱可以风光地出去。”李思明安慰道。不对啊，自己是劳改犯，应该被安慰的是自己啊。

“我会给你写信的。记得要回信哦！”杨月一步一回头，火红的围巾在雪地里显得那么的醒目。

劳改农场和监狱不一样，没有专门的接待室，一个犯人的家属来看望，往往会有一圈犯人围着看热闹。

“老大，你媳妇？”刀疤脸凑过来问道。

“什么媳妇，就是一女的。”李思明纠正道。

“怕没这么简单，我看你们挺般配的。只是可惜了，即使等你出去，都成黄脸婆了。”刀疤脸一脸“惋惜”道。

“滚一边去！”李思明没好气地一脚踢开。

劳改农场里的生活，相对于当过知青的李思明来说，只是累点苦点。一天两顿饭，每顿饭一人两个窝头、一块咸菜，比水略稠的玉米面稀粥倒是不定量，饿极了，一人一顿能喝半脸盆。自来到劳改农场106囚室，李思明便“接管”了统治权，所有人不准随地吐痰，随地大小便更不可能，保持房间内干净卫生，每个月理一次发，每个星期至少洗一次澡。用李思明的话说，至少要做到“星级囚室”的水平。犯人虽然颇有怨言，但联想到李思明的暴力手段，自动服从了，在监狱里谁的拳头大，谁就有威信。

在106囚室，没事的时候李思明喜欢和囚犯们聊，在他看来，每个人的经历都是精彩的，完全可以写一部传奇了。就拿刀疤脸来说，个人经历更加丰富多彩，他在解放初是“土匪”出身，还好只是小喽啰，手上没有鲜血，后来被关进了监狱。出狱后，也没有文化没有手艺，在家乡整日游手好闲，运动时屡次被当典型批判，吃尽了苦头。“文革”武斗时，刀疤脸看自己终于有了机会，在与别的派兵冲突时，用高射机枪发射燃烧弹，将对方占据的大楼烧个干干净净，好在没人遇难，结果便送到了这里。

与刀疤脸对应的，当属焦诚一样的“知识份子”，两部分人谁也看不起对方，刀疤脸这帮人说他们酸、假清高，那帮人却说刀疤脸这帮人粗鲁、下流。李思明很适应这个环境，跟刀疤脸学江湖上的黑话，也跟焦成聊物理学上学术问题，将一帮知识份子说得一愣一愣的。

这时已经是严冬，生产任务是打干苇子，定额每人每天一千斤。焦诚当年属于北京城有名的白衣书生，挺有几份才气，要命的是骨气也有几分，结果这样的人的结果便可想而知了。他有严重的胃病，他这样的书生干力气活实在不行，累得趴在地上冒虚汗。李思明看这样实在不行，主动帮他这样的完成每天的定额，这让他很是感激。中午，在冰天雪地里，又累又冷又饿的众囚犯，蜂拥着抢着午饭，天太冷，手套不敢取下来，不管手套上的泥巴也不管卫不卫生，狼吞虎咽般将窝窝头吃下去，在劳改农场，没有人比饥饿更让人感到恐惧了。嘴里吃着一个，就得把另一个赶紧揣到怀中依靠体温来保温。若不然，等你吃完一个，再去吃那个时，那窝窝头就会变成一个冰球。水，不敢多喝的，因为水喝多了，就会给自己找罪受，“方便”成了人人挠头的麻烦事。要光着手去解裤子和系裤子，会被冻坏的，所以人人炼成了一套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内功。

相对于生活上的苦难，让李思明最难以忍受的是内心的折磨。李思明不止一次骂自己在政治上太幼稚，等撞得头破血淋才恍然大悟。1975年的春节已经过去了，自己进了劳改农场的事情，再也不能够瞒得了父母。当两位亲人，好不容易打听到自己呆的这个偏僻的地方，找到自己的时候，望着父母憔悴的面容，李思明觉得很不孝，内心的痛苦却没人能够宽慰。自己成了反革命的事情，还是牵扯到了父母，父亲失去在工厂的车间主任职务，母亲也失去了会计的工作，双双在车间当了工人，干最苦最累的活。想到此处，李思明觉得更加悲哀，仿佛心在滴血，自己受再多的苦也不怕，怕的是自己的父母受到牵连。李思明暗暗发誓，将来一定要好好地报答父母。

来看望李思明还有徐大帅和张华等人，他们几个也因为李思明受了不少罪，这让李思明很有负罪感。

武装连孙昌连长也来看过李思明，这让李思明感到很意外，现在人人都巴不得很自己划清界线。1974年春夏之交的那次“军事大比武”，孙昌的连部大出风头，但是除了获得一张锦旗之外，什么也没有变化，这让孙昌郁闷不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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