杨认为“先尽其在我，如果护国军迫人太甚，则我直彼曲，就会激起北洋派的同仇敌忾”，到那时候可以团结北洋系和护国军一战了。

袁这时想在保持颜面的情况下取消帝制，他打算立刻召集立法院，向立法院提出咨文请辞帝位，然后由立法院作出一个仍旧请他继任总统的决议。可是召集立法院开会和议事，不可能三天两天就能完成的事，在事情如此紧迫的情况下，这个想法显然行不通。

最后，袁世凯只好求助于几位不赞成帝制的重要人物。

三月二十一日，袁世凯亲笔写了几封密函，交由承宣厅遣派专人，分别送给徐世昌、段祺瑞、黎元洪等人，请他们来公府参加当天下午的紧急会议。送信的人还带口信说：上头有话，请看多年的老交情，今天“务必发驾”。

这是一次送终帝制的会议，情景很像清朝未年召开御前会议商讨退位问题一样，参加会议的人都不肯发言。

袁世凯只好厚着脸，忍气吞声地说：“取消了帝制，则他们的目的已经达到，如果仍然不肯罢兵，那就是诚心作乱，我们只好再用兵了。”

徐世昌、段祺瑞都赞成，表示除此亦无他法。可是应袁电召入京的安徽将军倪嗣冲却站起来发言，他很激动地表示反对，自称为“臣”，要求带兵去打护国军，为“圣主”效力。

袁世凯很沉痛地说：“丹忱（倪嗣冲号）。你看看。”

说着就把朱家宝告密的五将军通电给倪看。倪嗣冲这才像漏了气的皮球，黯然坐了下来。

袁世凯请徐世昌出山，再任国务卿，主持和护国军的议和事宜。徐自帝制酝酿后，即坚求去职，这段时间国务卿由陆征祥担任。

袁克定常在背后称徐为“白脸活曹操”。徐平素为人喜怒不形于颜色，云南护国起义时，徐却少见的眉开眼笑。

这一天，他长嘘了口气，对杨士琦说：“快失败了。”

杨士琦后来告人说：“数月以来，仅见此老破颜一笑。”

徐闻袁请他再度出山，便推三阻四，经不起袁的哀恳：“这时候老朋友都不帮忙，谁来帮忙？”

徐才无话可说勉强接受。

这次会议决定了以下各点：一、撤销帝制，取消洪宪年号；二、召开代行立法院参政的临时会，以便于取得取消帝制的法律根据；三、解除陆征祥的国务卿职务，回任外交总长，国务卿由徐世昌出任；四、任命段祺瑞为参谋总长以代久未到职的冯国璋；五、请黎元洪、徐世昌、段祺瑞三人联名电劝护国军停战议和。

如对方同意，可任命蔡锷为陆军总长、戴戡为内务总长、张謇为农商总长、汤化龙为教育总长、梁启超为司法总长、熊希龄为财政总长。

三月二十四日，袁世凯召请从来不赞成帝制的张一麐入见。

袁对张说：“我真糊涂，没有听你的话，以至于此。今欲下撤销帝制令，非你起草不可。”一边说一边把王式通所拟的一稿给张阅，并说：“我觉得应该直截了当地下令取销帝制，并将推戴书焚毁。”

张见袁如此说，亦不禁黯然，心有不忍言道：“这全是总统受小人的蒙蔽。”

袁立刻接下去说：“全是我自己不好，不能怪他人。”

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吗？此时此刻，人们总算听到了袁世凯说了句实在话。

张一麐（1867一1943），著名爱国人士。字仲仁，号公绂，苏州吴县人。

幼时有神童之称。十二岁应童子试，即为秀才，光绪十一年考中举人。甲午中日海战，清军惨败，康有为等“公车上书”，倡言变法图强，在北京成立强学会。各地也纷纷成立学会，张一麐等在苏州倡设苏学会。

光绪二十九年，张一麐录取经济特科，被分往北洋大臣兼直隶总督袁世凯处任职。宣统即位，袁世凯被放逐回籍，张也解职回乡。

一九一一年武昌起义后，在苏州劝说江苏巡抚程德全脱离清朝而独立。

民国初年，复入袁幕，任总统府秘书。袁世凯改国务院为政事堂，下设六局，张一麐被任命为机要局局长。

一九一五年调任教育总长。一九一六年因不满袁世凯称帝而辞职南归。

一九二一年，创议召开和平会议，会议失败后，不复问政事，闲居苏州。在此期间，曾与张謇组织苏社；与李根源组织吴县善人桥农村改进社，改良农业，兴办教育；与吴荫培等创设吴中保墓会，保护乡里文化遗迹；参与《吴县志》总纂；倡议开辟体育场、图书馆、阅报室、植物园、蚕学馆、博物馆等社会文化教育设施。

“九?一八”事变后，张一麐创办《斗报周刊》，自署“江东阿斗”，撰发刊词，号召奋起救亡图存。

“一?二八”淞沪抗战爆发，张积极参加各种活动，支援抗战。一九三六年“七君子”事件发生后，张多方奔走，设法营救。

“八?一三”事变后，组织抗敌后援会，捐募军需，收容难民。并与李根源着手组织“老子军”，号召全国，凡六十岁以上者，前来从军，与侵华日军决一死战。各地耆老闻风响应，轰动全国。由于种种原因，“老子军”没有组成，但这爱国行动，对于鼓舞全国军民同仇敌忾，起到了相当的作用。从此无人不知苏州有个张仲老，而“老子军”之名，也不胫而走，妇幼皆知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