慈禧从来把皇权看得比命都重，在她的虎视眈眈下，还能过多地苛求袁世凯和张之洞吗？

社会物质生产和物质生活的进步，社会生活的变化，社会经济在发展中对国家政治制度提出的改变的要求。在这个封建政权的内部，正在蚕食着这个制度本身。

这一期间的清廷，在立宪上取得的点滴成果，都应该镌刻上两个人的名字，就是袁世凯和张之洞。

这至少可以表明，两个人不管政见有多少不同，是可以齐心合力地在一起做事情的。

我们说过，袁世凯是个干事的人，不管是在什么岗位上，也不管他管得是什么事，他都是努力摸清情况，善于发现和解决问题。

同样，他在外务部尚书的位置上，他也干了很多的实事。

谈到袁世凯在主事外务部的业绩，首先应该提及的是美国退还了部分的庚子赔款。

庚子还歀曾经是压在晚清贫困交加的中国人民身上的最为沉重负担，可以说是压得中国人民喘不上气来。

有人说，在晚清对外关系中，英国是和中国结怨最早的，日本是和中国仇怨最深的，相对关系好一点的是美国。

袁世凯到任就听说了一个情况，是中国驻美国公使梁诚提供。美国公使梁诚说他在和美国的各界人士接触中，发现美国有很多有良知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，认为中国的庚子赔款过多，对处于苦难深重中的中国人民怀有着了深深地同情。

袁世凯对这件事引起了高度的注意。于是要求奉天巡抚唐绍仪，下功夫和美国驻奉天总领事的联络，加强沟通和合作。

一九零八年，袁世凯承诺，成立东三省银行从美国借歀，积极回应美国方的关切。

同年，袁世凯派唐绍仪赴美进行秘密谈判，此行的主要任务就是退还庚子赔款。

为促成这件对国家和民族至关重要的大事，有功之人当属中国驻美公使梁诚，他曾经做了很多美国国会议员的工作。

还有一个人就是美国的在华传教士明恩溥，他曾经通过和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的关系，写信并当面劝说过美国总统。

外国传教士是近代最早接触中国人的一个群体。他们在传教过程中，得以与中国人近距离接触，对中国人的性格有较为敏锐、细致的观察。美国基督教公理会传教士明恩溥自一八七二年来华，在中国生活了五十四年，着有《中国人的素质》一书，对中国人的性格进行了细致入微地剖析。

在明恩溥看来，勤劳刻苦是中国人的显着特点，但并不是一个值得宣扬的优点。因为在勤劳刻苦的背后，则是持续的为“活着”而劳碌、奋斗。这一现象说明，中国的生产力与生活水平都非常低下。只有勤劳刻苦，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，那必定要勤俭节约才可做到，因此，“节俭”又成了一个衍生的性格，而在中国人看来，节俭也是一种传统美德。

这种奇怪的逻辑让美国人感到不解。明恩溥认为，中国人将“贫穷变成了一门学问”。

长期的贫苦，锻造了中国人坚韧的性格，普遍具有高强度的忍耐抗压特点。在明恩溥看来，忍耐是一种隐蔽，是一种小心谨慎，与渔夫和猎人有相似之处。但明恩溥又将这种忍耐等同于印第安人的消极忍耐。

所谓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无论如何，我们应该记住这个人。现在，我们还是回到故事中。

经过各方的努力，美国国会终于在一九零八年，做出了退还已收庚子赔款的一半，用这笔钱培养中国赴美留学生。

而现在的清华大学，也就是当时赴美留学预备学校，就是用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起来的。

中国人不应忘记，一百多年前，列强加在中国人身上的屈辱和欺压。但我们也应记得，有一个国家，在他们的很多品格高尚的政治家和各界人士的努力下，曾经真心的帮过灾难中的中国人民。

袁世凯在外务部尚书的任内，还有一件做得很好的事就是废除《接待教士五条》。

鸦片战争中国在战败后，在列强的压力下，制订了外国传教士高人一等的《接待传教士五条》。

条例规定，外国传教士的身份在中国相当于地方官，这助长了某些人品很差的外国传教士在中国为非作歹。

引发庚子事变的“教案”问题，与此不无关系。

一九零八年四月，袁世凯奏报朝廷，撤销了这个不合理的条例。对于遏制不良教士的气焰，缓和教民关系，具有积极的意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