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严嵩传记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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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前未了事,留与后人补。

7.严嵩之死

严氏父子再次侥幸逃脱,但是他们身边早已危机四伏了。

世宗的荒诞、自大、残忍和喜欢玩弄权术,使得他的行事无法用正常的逻辑来解释。严嵩的仕途生涯与世宗紧紧相连,他的荣辱兴衰都决定在皇帝一个人的手里。严嵩入阁二十一年,任首辅十五年,除了杨士奇,有明一代,无人能及。严氏父子奸险误国,早就成为众矢之的,但是世宗却无动于衷。那么,严嵩究竟是怎么垮台的呢?原来,世宗下决心除去严氏父子,还是阴谋和权术共同作用所产生的结果。

嘉靖四十年(1561),严嵩的妻子欧阳氏去世,严世蕃按旧时礼制应回乡守制三年,虽然皇帝应严嵩的奏请,准许严世蕃留京,但他在居丧期间已不能代父入值票拟。严嵩此时已有八十余岁,老朽昏聩,他所作的票拟往往言语不清,前后矛盾,他所进献的青词也都是别人代写,这些多不称世宗的心意,遂对严嵩渐渐心生不满,后来又听说严世蕃贪*纵,对其父子更感厌恶。

这时,严嵩可谓是祸不单行,自己不得皇帝的欢心不说,还与时任次辅的徐阶发生了渐趋白热化的斗争。徐阶是一个聪明而又有权略的人,他感觉到世宗对严嵩态度的微妙转变,就买通了世宗很信任的一个名叫蓝道行的道士。蓝道行在扶乩的时候,显现出“分宜父子,奸险弄权”的字样,世宗问:“上天为何不诛杀他呢?”蓝道行诡称:“留待皇帝正法。”世宗心有所动。就在这一年,皇帝居住的万寿宫发生一场大火,皇帝不知以后怎么办,向大臣询问,严嵩竟建议皇帝搬到南宫去住。南宫是旧时英宗被幽锢之所,这对喜欢祥瑞的世宗来讲,真是犯了大忌讳。徐阶迎合皇帝心意,主张重建万寿宫,没多久,新宫拔地而起,比先前更巍峨漂亮。这样,徐阶在世宗心目中的地位渐有取代严嵩之势。这件事成了严嵩晚年命运的转折点。

严嵩失宠,御史邹应龙闻风而动,上疏弹劾严嵩。嘉靖四十一年(1562),在徐阶的怂恿下,皇帝夺去严嵩一切官职,勒令回乡,严世蕃谪戍雷州卫。严世蕃在谪戍雷州中途跑回江西老家,本性难移,继续作恶多端。嘉靖四十三年(1564),他又被御史弹劾。世宗大怒,将严世蕃逮捕下狱。第二年案结,世蕃被斩,严嵩被削籍为民,家产尽抄。严嵩只得在祖坟旁搭一茅屋,寄食其中,晚景非常凄凉。嘉靖四十五年(1566)四月,一代奸臣严嵩在孤独和贫病交加中去世。他死时穷得买不起棺木,也没有吊唁者。临死前,严嵩艰难地写下“平生报国惟忠赤,身死从人说是非”,掷笔而死。

当年的十二月,明世宗也龙驭宾天了。奸臣佐昏君,这一对君臣还真是“相得益彰”啊。二人同年而死,一个时代落幕了。

严嵩为什么成了“奸臣”

从严嵩临终的留言可以看到,他是带着无尽的委屈、不甘心和愤懑到了另一个世界的。《明史》称:“嵩窃政二十年,溺信恶子,流毒天下,人咸指目为奸臣。”严嵩肯定想不到,他所背负的“奸臣”骂名不但没有因他的去世而消失,反倒广为流传,他的名字成为奸臣的代名词。与此有关,这里不得不提到一个明代有名的史学家――王世贞。

王世贞与严嵩结怨,传说有一段公案。王世贞的父亲就是被世宗处死的王蟆r桓雠既坏幕会,王蟮玫搅思壑盗城的国宝《清明上河图》,不久就被严氏父子得知,二人就向王笏饕。王笃扔谘鲜细缸拥娜ㄊ疲就让一个画师临摹了一张送给严嵩,后来事情败露,严嵩对其怀恨在心。后借王笫边不力下狱之机,严嵩上奏本将其害死。因为这段积怨,王世贞在他所写的《嘉靖以来首辅――严嵩传》以及其他史著中,对严嵩多有诋毁,严嵩的声名就此更是一落千丈。

(1)关于严嵩“窃弄威柄”问题

洪武十三年,朱元璋取消了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一千五百余年的丞相制度;至明成祖始设内阁,《明史;职官志》载,内阁大学士的职责主要是“掌献替可否,奉陈规晦,点检题奏,票拟批答,以平允庶政。”可见内阁大学士不是政务官。《四库全书总目》卷58“嘉靖以来首辅”条称,“至嘉靖始委政内阁,而居首揆者,责任尤专……至世宗中叶,夏言、严嵩迭用事,遂赫然为宰相,压制六卿矣。”这种表述是大可商榷的。世宗执政的前期是很勤政的,自嘉靖十八年即不上朝,即便如此,也不曾出现权臣专政的局面。《明史;严嵩传》载,严嵩任首辅后,“帝虽甚亲礼嵩,亦不尽信其言,间一取独断,或故示异同,欲以杀其势。”这说明世宗虽居大内,却是紧握皇权的。因此,任何一位“权臣”在世宗朝绝无“窃弄威柄”的可能。关于此,从其他的记载亦可旁证。王世贞《嘉靖以来内阁首辅传》:“(世宗)晚年虽不御殿,而批决顾问,日无停晷;故虽深居渊默,而张弛操纵,威柄不移。”《世宗实录》称其“骋圆晃磐馐挛忧。”《国榷》卷*引李维桢曰:“(世宗)斋居数十年,图j天下于掌上,中外俨然如临。”又引范守已曰:“臣于徐少师阶处,盖捧读世庙谕札及改定旨草,云人尝谓辅臣拟旨,几于擅国柄,乃大不然。……揽乾纲如帝者,几何人哉!…..以故大张弛、大封拜、大诛赏,皆出独断。”严嵩不可能窃弄威柄,于史比比可证矣。再如《宾退录》卷四载,欧阳必进(都察院左都御史),与严嵩为儿女亲家,嵩欲安排必进为吏部尚书,经嵩哀求再三,世宗仅让欧阳做了半年的吏部尚书即斥去。严嵩欲安排一下儿女亲家都如此不易,又何谈把持朝政、结党营私呢!由此观之,说严嵩“窃国柄政”不过空穴来风而已!

(2)严嵩与世宗的关系

世宗是个极难侍候的皇帝。世宗猜忌、多疑、嗜杀,不仅如此,他待人冷漠,对自己的妻儿、侍婢、臣僚无不无情无义,以至宫中一群弱女子要将他勒死。这就是发生在嘉靖二十一年十月的“宫婢之变”。《春明梦余录》载有因“大议礼”而受世宗器重的张璁一席话:“臣历数从来内阁之官,鲜有能善终者。盖密勿之地,易生嫌疑,代言之责,易招议论。甚非君臣相保之道也。”这番话是说,当首辅的要为皇帝的过失承担责任,要甘当替罪羔羊。当徐阶扳倒严嵩擢升为首辅时,他的朋友王维桢曾对他说:“夫宰相位绝百僚之右,至尊至重矣。然今时有三难称至苦焉:天子圣明,群臣莫能及而思有以裨益之,一难也;事下中书,责应于斯须,得失轻重关焉,二难也;造膝之言,廷臣不得闻,廷臣所得闻,远臣又不及知,而拟议转注,易动唇吻,三难也。此三难者又不敢以告人,故曰至苦也”(《王氏存笥稿》卷16)。由此看来,我们似应从另一视角来看严嵩了。

严嵩任首辅十五年,与一位脾性暴躁而又嗜杀的皇帝能相处如此之久,也是很不容易的。世宗崇奉道教,力赞玄修、进献青词几乎是任阁臣的要件,因此“谀”、“媚”是阁臣们的共性,严嵩并不见得比别的阁臣更谀更媚了。例如宫婢之变后,世宗避居西苑,所居西苑永寿宫发生火灾,世宗欲重修宫殿。严嵩考虑世宗久不视朝,营建又要花费巨额资财,故不同意重修宫殿。而另一位阁臣徐阶竭力主张重建。对此,时人“颇善嵩对,而微谓阶之谀旨”(《献征录》卷16)。这里所展示的则是严嵩刚性的另一面。《明史纪事本末;严嵩用事》在分析世宗宠信严嵩之由时说:“况嵩又真能事帝者;帝以刚,嵩以柔;帝以骄,嵩以谨;帝以英察,嵩以朴诚;帝以独断,嵩以孤立……猜忌之主,喜用柔媚之臣。”惟其如此,才能将世宗那暴戾的脾气平和下来,使朝政不致变得更坏。关于这一层,世宗应该是心中有数的。因此,世宗对严嵩亦多有褒奖,如赐严嵩“忠勤敏达”的银印,赐其藏书楼曰“琼翰流辉”,奉玄之堂曰“延恩堂”,赐字幅曰“忠弼”等。即是令其致仕时,世宗在谕旨里还是说“嵩小心忠慎,”致仕后的待遇,较其他首辅亦见优渥,“其致仕去,仍令驰驿去,有司岁给禄米百石资用”(《世庙识余录》卷22)。说明严嵩能真诚事主,并无二心,才能博得这位薄情寡恩的君主的善待。

那么,率意说严嵩为“奸相”,就匪夷所思了。

(3)关于严嵩“屠害忠良”

严嵩入阁后,弹劾他的大臣甚多。这些大臣中,有的被处死,有的被削职,其中在历史上影响较大的是杨继盛、沈炼等人。

沈炼,嘉靖十七年进士。《明史》本传载“炼为人刚直,嫉恶如仇,然颇疏狂。”传中未见记载沈炼有何才识。沈炼与他的上司锦衣卫帅陆炳颇善,与严世蕃过从甚密。沈炼嗜酒,“数从世蕃饮,世蕃以酒虐客,炼心不平,辄为反之。”区区小事,致生积怨,可见沈炼性格偏狭之一斑。严嵩曾说过沈炼不是好人,此话传到沈炼耳中,他怕前途无着,于嘉靖三十年正月上疏劾严嵩。疏中历数嵩十大罪状。世宗阅疏后,“大怒,廷杖之,谪佃保安。”沈炼在保安并不安份,常常詈嵩父子;当地不明就里的民众亦“争詈嵩以快炼,炼亦大喜,日相与詈嵩父子为常。且缚草为人,象李林甫、秦桧及嵩,醉则聚子弟攒射之。”这种“游戏”似不类君子所为。沈炼与地方当局常闹纠纷,被总督杨顺杀之。反对严嵩的人称是严嵩授意杀害沈炼的,这也是于史无据的,且杨顺亦非嵩党。沈炼罗列严嵩十大罪状,徐学谟以为“数嵩十罪,俱空虚无实”(《世庙识余录》卷15)。谈迁在《国榷》中论曰:“沈纯甫(炼)气吞逆胡,当庚戌(1550年)秋,怒目而斥严氏,其强直自遂,固己不可一世矣。投身荒塞,隐约潜晦,何必不自得,至于传檄京师,欲清君侧之恶,以视请剑咏桧,尤为过之。”可见沈炼之死,完全是性格上的弱点所致,这与忠奸有何关涉焉!

杨继盛,嘉靖二十六年进士;据《明史》本传载,颇精律吕之学,此外不见他有甚所长。在国子监时,为徐阶门生;与唐顺之往还甚密。杨继盛性格与沈炼颇相似,我们不妨摘引唐顺之致杨的一封书信:“执事豪杰士也,……颇觉慷慨,激发之气太胜,而含蓄沉机之力或不及焉……”(《荆川先生文集》卷6)这是暗示杨性格上的弱点和才识不足。嘉靖三十二年,杨继盛上《请诛贼臣疏》,列嵩十大罪五奸。杨的指控,大多空疏无实,与沈疏无甚区别。如说严嵩没有把国家治理好,世宗可能会认为是影射他的,因为很多事嵩是按他的旨意去办的;又如杨继盛《疏》曰:“察嵩之奸,或召问裕、景二王;”这无疑是认为世宗昏聩,因此,“疏入,帝已怒…..下继盛诏狱,诘何故引二王。….狱上,乃杖之百,令刑部定罪。”杨疏上后,嵩一再请求休致,世宗挽留再三,说杨“邀誉卖直”,该疏是冲他而来的。疏文空泛,此即为无才识也。因此,杨继盛必死无疑,或曰杨死是嵩做了手脚,此说是太过悖谬了。

另一个较有影响的人物是夏言。嘉靖二十四年言覆出阁揆后,都御使曾铣议复河套,言力主之,而嵩极言不可。于是吏部尚书闻渊等劾言误国,二十七年春罢夏言首辅。是年杀夏言、曾铣。《明史;严嵩传》说嵩借复套事件构陷夏言至死,《明史;夏言传》指称嵩与陆炳、驸马都尉崔元联手倒言。然而,谈迁在《国榷》中认为,“贵溪(夏言)不死于败而死于谗,又严氏之代为之受螫也。”可见严嵩是背了黑锅的。在严嵩的《奏对录》里,曾载有嵩再三为夏言求情免死的札子,亦见嵩未必是“心迹俱恶”之人。

被世宗杀掉的还有兵部右侍郎蓟辽总督王杼。王杼是位精通军事、很有责任心的将领,嘉靖三十六年春,因一时不察让入侵的数万北虏进入至三屯营,使不少中贵和宫人的家人财产遭受损失。这些天子身边的人难免不向世宗投诉。在调查此事时,又牵出王杼疏于练兵等情况。于是世宗震怒,手批“诸将皆斩”。三十七年王杼被杀于西市,时年五十三岁!然传末又指称王杼之死责任在嵩。是非曲直尚有公论,《世庙识余录》如是说:“杼恂恂长者,悉心体国,通州之役,不避死亡,划策守城,以全国储,帝眷日隆,登枢佐。蓟州边备久弛,整顿良艰,屡至失律,遂于极典。┅┅华亭(徐阶)乃予罪严嵩,至方秦桧之杀武穆。是以君子恶居下流。”对支大纶的判语谈迁是极赞同的:“王中丞坐疆事死,非死严氏也。”这些说明有人要使严嵩“恶居下流”,欲令严嵩背负沉重而可怕的恶名。

《罪惟录》有一段令人深长思之的话,“然上在位久,要威福自操,事事出上意。嵩承夏言之后,不敢有可否,间有所左右,直微引其词;至上所必欲杀,无所匡诤而已。….则凡上意所欲杀者,天下竞指嵩。”严嵩“屠害忠良”之秘藉尽在彀中矣。而严嵩恶名之远播,话本小说、传奇戏曲功莫大焉。写嵩陷害沈炼的“沈小霞初会出师表”(《今古奇观》),历数嵩陷害忠良的戏曲《呜凤记》、《一捧雪》、《丹心昭》、《狂鼓吏》、《出师表》等,在民间反复播演,此乃印证了戈倍尔氏的名言:谣言重复多次便变为“事实”!

(4)严嵩与抗虏御倭政策

自嘉靖十三年起,蒙古新首领俺答汗几乎无年不请求明朝“封贡”,然而,俺答求贡却屡遭明廷拒绝,俺答便率兵大举犯边,其中最严重的事件是嘉靖二十九年,俺答率10万精骑攻至北京,全国震动,史称“庚戌之变”。严嵩对北虏的立场如何?这里有二点是十分重要的。一是世宗欲效法成祖率军巡边。嘉靖二十八年二、三月,世宗两次召见严嵩谈到想亲率大军“巡边”的想法,均遭严嵩婉言反对:“皇上圣谟弘远,欲上法祖宗甚盛心也。但今时非前比,只严督将臣守御,自可无事,巡驱之典,似不必尽同于昔也。”(《世宗实录》卷346)可以设想,如果世宗率军巡边,其结果可能比英宗的“土木之变”还惨。作为首辅的严嵩在此重大问题上并未一味顺从邀宠,想必是予料到后果的严重性,故设法阻止之。二是世宗一直想以军事手段解决北方边患。例如嘉靖二十六年,首辅夏言、三边总督曾铣力主收复河套失地,得到世宗批准;而严嵩及翁万达、唐顺之等富有学识和军事经验的大臣,对“复套”是很不赞成的。二十九年八月上旬,边境形势十分紧张,世宗曾两次召严嵩讨论对策,严嵩曰:“目今虏患,但边臣戮力防御为守之计,令不能深入,即为得策。若欲驱扫远遁,恐力非昔比也。”又曰:“笫时势诚有不同于昔者,兵不素练,将未得人,馈饷屡乏,即无可持之资。当事之臣,自任其责,防守边疆,令不得患,虽犯不得利。此即御戎之策矣┅┅”(《奏对录》卷4)严嵩主张重在防御,这完全是从当时的国情出发。嘉靖二十九年吏部侍郎王邦瑞上疏云:“今武备积弛,见籍止十四万余,而操练者不过五六万,支粮则有,调遣则无。比敌骑深入,战守俱称无军。”(《典故纪闻》卷17)庚戌之变时京城的实际军力是“仅四五万,老弱半之。”(《明史;丁汝夔传》)至于军事装备,因主持军械制造的官员侵吞料价,以致造出的装备不堪使用。如甲“中不掩心,下不遮脐,叶多不坚,袖长压臂,全不合式”;“弓力不过一二斗,矢长不过七八把,平昔尚不能射远,披甲后,手不能举,射只过数十步而止。刀尤短小,亦无锋。”(马文升:《明臣奏议;修饬武备疏》)这样的军队和装备怎堪俺答10万精骑一击!曾任过兵部车驾司员外郎的杨继盛未必不了解此时的军情!他在《疏》中,将俺答犯京时严嵩不让兵部尚书丁汝夔出战,指为十大罪状之一,这也是令人匪夷所思的。

倭寇并非起于嘉靖朝,但嘉靖朝倭患最烈。倭患的直接起因是海禁。严嵩对倭寇的政策是与夏言是不同的。夏言重作首辅时,主张像对待北虏那样以强硬手段剿灭倭寇,嘉靖二十六年他推荐朱纨总督闽浙倭乱事。朱纨在闽浙大肆屠戮,矛盾大为激化,而利益受损的官宦交章弹劾,朝中又失去夏言的支持,他担心会受到惩罚和屈辱,而不得不含愤自杀。严嵩推荐赵文华督察军务,颇有建树。徐学谟《世庙识余录》称:“……文华一出,以贪狠故,督抚诸臣,皆畏之如虎,不敢不效命恐后,始问立战功。”在赵文华的整治下,军队已有了一定的战斗力,对平定倭患起了一定作用。更为重要的是,赵文华认为海上贸易关系国计民生,应受到国家保护,使之合法化。严嵩对倭寇的政策在赵文华那里得到最好体现。赵文华又启用抗倭名将胡宗宪,先后又网罗了一批将才,如戚继光、俞大猷、刘显、谭纶、唐顺之、王崇古、卢镗等等,他们对平定嘉靖后期的倭患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。这说明严嵩对北虏南倭的政策于国是有功的,至少并无大错。

(5)关于严嵩之贪鄙

严嵩之“贪鄙”是令他声名狼籍的原因之一。

王宗茂《皇明经世文编;纠劾误国辅臣疏》:“嵩挠吏部之权,则每选额要二十员名,州判三百两、通判五百两,天下名区,听其拣择。┅┅嵩揽兵部之权,则每选亦额要十余员名,管事指挥三百两、都指挥七百两。┅┅自指挥而上以至总兵,┅┅果价或至千金。”

“如己酉(嘉靖二十八)年,因人论劾,自分莫逃,欲潜搬家属回籍,其他财物玩好,不暇殚述,但闻治装之时,有一家人请检点金银器皿以纪入库之数。前列数十桌,嵩坐于后,愈出愈奇,惟见桌之前增,椅之后退,尚无置处,盖不知其数目。”

邹应龙《皇明经世文编;贪横阴臣欺君蠹国疏》:“嵩父子故籍袁州,乃广置良田美宅于南京、扬州,无虑数十所,以豪仆严冬主之。抑勒侵夺,民怨入骨。”

《明史纪事本末;严嵩用事》:“永寿共和王庶子惟w,与嫡孙怀逭立,以白金三千赂嵩。”

赵善政《宾退录》:“严世蕃之籍,有金丝帐,累金丝为之……又有金溺器等物,执政者以为不可闻,令销之以金数报。”

严嵩之贪,正史稗乘中的那些似是而非、真真假假的记载比比可征。

严嵩家被籍没时的财产究竟有多少?《世宗实录;四十四年三月》条月:“金三万二千九百六十两有奇,银二百二万七千九十两有奇,玉杯盘等项八百五十七件,玉带二百余条,金厢x瑁等带一百二十余条,金厢珠玉带绦环等项三十三条、件,金厢壶盘杯箸等项二千八十余件,龙卵壶五把,珍珠冠等项六十三顶、件,府第房屋六千六百余间,又五十七所,田地山塘二万七千三百余亩。……”

陈弘谟《继世余闻》:“严嵩籍没时,金银珠宝书画器物田产,共估银二百三十五万九千二百四十七两余。又直隶巡按御使孙丕扬所抄京中家产,亦不减此数。”

世宗令将籍没的财产一半充边饷,一半入内库,而当时仅10万两入库,世宗问道:“三月决囚后,今已十月余矣,财物尚未至,尚不见。是财物既不在犯家,国亦无收,民亦无还,果何在耶?”(《世宗实录》卷519)当时主持籍没事的是首辅徐阶,徐阶是否故意虚报,以张大严嵩父子的过恶呢?从史料来看是有的,连徐阶主持编修的《世宗实录》也难掩其真相。卷544称:“比籍没严氏,赀财巳稍稍散逸,按臣奉诏征之,急不能如数,乃听孔(彭孔,被徐阶定为严氏‘逆党’)等指攀,于是株蔓及于无辜,一省骚扰矣。”万厉年间籍没张居正时,《明史;赵锦传》载左都御使赵锦曾上疏规劝神宗:“方圣祖肃皇帝时,故大学士严嵩,特受眷知首参机务,每不能仰体圣祖所倚毗之心,而专怙宠行私。其子世蕃,复大为奸利。于是中外切齿,言者四起。而圣祖方旋悟疚逐,命收捕世蕃。而言者犹忿恨不巳,至谓世蕃有谋叛状。于是正世蕃之罪而籍其家。时承勘者与抚按诸臣,惧无以上应明诏,重干不测,则虚上所当籍事,而其实不符,则又株连影捕,旁搜近取以足之。圣祖以为所籍之物,而不知其强半出于无辜之民、闾阎之间。”他还说道:“初抄没世蕃,命下仓卒,所得犹仅若此!”严氏巨额资财既不在犯家,国家亦未收,也未隐慝流失,这只能说明它根本就不存在,是被政敌徐阶恶意夸大了!如果说严嵩之贪“犹仅若此”,那么,我们对沈练、杨继盛、邹应龙等所指控严氏贪黩的真实性,就不能不大加怀疑了。

严嵩素有贪名,而徐阶素有廉名。而作为“廉吏”的徐阶却有田产四十余万亩。徐阶究竟有多少资财,虽是无法统计,却令时任应天巡抚的海瑞也叹为观止:“产业之多,令人骇异。”(《四友斋丛说》卷13)海瑞接到许多农民控告徐阶夺田霸产的诉状,即勒令徐“退之过半”,否则不予结案。其时徐阶致仕家居,慑于海瑞威名不得退还农民些许田产,暗中却行贿于给事中戴凤翔,弹劾海瑞“渔肉缙绅”,将海瑞罢官,保住了他庞大的田产。《献征录;大学士严公嵩传》载,严嵩降生于小家子,“其父不过小吏”;同书“大学士徐公阶传”载:徐阶家“世世受耕,不仕,至父蔽而补邑椽吏。”说明两人起步时家业相当,严嵩任了十五年首辅,而徐阶仅任了六年首辅,田产却是严家的15倍!仅以田产相比,孰贪孰廉岂不昭然若揭了吗!

(6)严嵩之为人

钱谦益《列朝诗集;严少师嵩》:“少师初入词垣,负才名,谒告返里,居钤山之东堂,读书屏居者七年,而又倾心折节,交结胜流,如杨用修辈,相与倚合,名满天下,以公辅望归之。”这说明严嵩是颇有文才的,诗文且典雅清新、深入浅出。李梦阳曾说:“如今词章文学,翰林诸公,严惟中为最。”(《四友斋丛说摘抄》)以这样的文才撰写青词,当然会受到世宗的赏识;《明史;严嵩传》称严氏“无他才略,惟一意媚上,窃权罔利。”看来,这也是不实之词。此外,严嵩待人也有度量,《罪惟录》载:“林一新者,以佥事分巡,嵩仆有不法,执笞之。一新入贺京师,嵩甚加敬礼,其能重贤大夫若此也。”约束家人,顾及大义,与徐阶纵恶子弟横行乡里,何啻天壤之别。

严嵩很注意奖掖擢选人才以为国用。《列朝诗集;唐顺之传》:“顺之于学,无所不窥,大则天文乐律,小则弧矢勾股,莫不精心究诘。既而受知分宜,j力行间,转战淮海,遂以身殉,可谓志士者矣!”同书“尹耕传”:“分宜能用子莘,能用胡瓒宗,其识见亦非他庸相所及也。”崇祯年间做过大学士的黄景p在《国史唯疑》中说:“徐华亭(阶)语张襄惠(岳)儿曰:‘严氏当国二十年,制阃不入一钱,没,得完其身者惟尊公一人耳’。犹使贤者得完身名,知此老未全毒乎!严嵩雅善诗文,收罗知名士,间能抑情沽誉,有可怜恕者。”事过数十年,当黄景p路过袁州时,还听到当地人对严氏的好感和怀念之词,尤其是他的政敌在私下与相知所说的一席话,是否意味着严嵩还有一种人格魅力呢?这是颇值得治史者玩味的。

《列朝诗集;胡瓒宗传》:“家居数年,而有诗案之狱。户部主事王联,瓒宗在河南所笞贪令也,上书讦瓒宗‘闻大驾幸楚’诗,有‘穆天湘竹’之语,世庙大怒,下之狱。严分宜、陶恭诚力救之,乃得解。”事在嘉靖二十九年,朱国桢《皇明大事记》卷32载,因王联的诬陷而罗织成大辟,株连一百一十余人,“是时,上意不测,大学士严嵩为之申释,圣怒少解。”这类颇值嘉许的事,竟在《明史;严嵩传》中缺载。联系到严嵩曾颇为救解夏言、丁汝夔等,说明此老无乘人之危、落井下石之恶。比起徐阶整死仇鸾、张经,罗织“严党”瘐死胡宗宪,以“叛逆”罪构陷严世蕃死罪等等要高尚得多。

《皇明大事记;严嵩》载有一些严嵩家事,如“嵩妻欧阳氏甚贤,治家有法,驭世蕃尤严,嵩亦相敬如宾,旁无姬侍。”沈德符《万历野获篇;内阁;居官居乡不同》:“严分宜作相,受世大垢,而为德于乡甚厚,其夫人欧阳氏,尤好施予,至今袁人犹诵说之。”严嵩在故乡的口碑,朱国桢《涌幢小品》中亦有记叙:“分宜之恶,谭者以为古今罕俪。乃江右人,尚有余思,袁人尤甚,余过袁问而亲得之。可见舆论所评自有不同处。”可见严嵩名节被“帝王家谱”诬之深矣!

(7)余论

世宗之初,对百年积弊和朝政是颇多革新的。谈迁在《国榷》(卷*)中予以很高评价:“世庙起正德之衰”,“厘正诸儒,严迪德之选;革藩镇之诸阉,废畿甸之皇庄,夺外戚之世封,抑司礼之柄用,┅┅”朝政为之一新。其最大成就莫过于果断革除镇守中官,正如《明史;张忠传》所言:“(世宗)尽撤镇守内臣及典京堂仓场者,终四十年不复设,故内臣之势,惟嘉靖朝少杀云。”嘉靖十年行“一条鞭”法,变革赋税,社会经济大有发展。如果说嘉靖初年君相有鼎革之力,那么,与世宗厮守了十五乃至二十余年的严嵩,岂能无守成之功?

先圣孔子曰:“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,是以君子恶居下流,天下之恶皆归焉。”(《论语;子张》)恶居下流和“善”居上流皆司马迁后史家笔法,遑论忠奸!是故读史大可不必以“史”来读,而应以“文化”来解读!其文化的意味难道不比历史的意味更有价值吗!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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